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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机毕现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
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
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
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
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
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
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
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
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
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
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
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
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
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
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
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
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
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
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
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
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
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
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
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
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
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
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
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
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
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
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
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
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
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
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
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
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
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
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
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
“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
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
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
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
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
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
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
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
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
“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
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
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
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
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
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
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
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
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
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
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
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
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
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
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
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
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
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
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
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
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
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
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
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
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
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
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
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
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
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
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
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
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
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
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
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
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
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
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
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
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
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
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
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
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
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
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
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
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
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
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
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
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
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
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
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
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
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
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
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
“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
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
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
“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
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
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
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
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
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
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
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
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
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
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
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
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
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
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
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
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
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
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
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
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
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
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
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
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
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
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
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
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
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
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
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
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
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
“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
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
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
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
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
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
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
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
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
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
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
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
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
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
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
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
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
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
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
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
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
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
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
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
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
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
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
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
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
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
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
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
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
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
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
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
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
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
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
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
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
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
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
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
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
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
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
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
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
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
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
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
又打下宝兴。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
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
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
(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
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
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
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
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
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
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
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
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
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
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
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
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
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
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
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
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
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
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
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
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
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
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
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12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
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
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
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
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
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
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
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
忘不掉的场面!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
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
:“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
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
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
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
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
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
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
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
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
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
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
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
轿夫5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
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
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
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
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
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
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
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
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
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
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
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
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
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
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
:“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
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
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
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
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
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
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
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
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
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
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
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
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
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
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
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
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
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
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
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
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
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
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
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
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
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
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
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
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
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
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
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
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
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
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
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
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
“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
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
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
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
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
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
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
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
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
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
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
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
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
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
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
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
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
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
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
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
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
食。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
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
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
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
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
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
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
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
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
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
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
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
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
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
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
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
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
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
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
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
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
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
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
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
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
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
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
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
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
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
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
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
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
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
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
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
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
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
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
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
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
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
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
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
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
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
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
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
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
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
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
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
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
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
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
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
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
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
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
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
“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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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小说故事 / ZT 带刀侍卫——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篇前语
      或许是因为缘份,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会上,市府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
      “小罗,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
      “谁?他是干啥的?”我问。
      “他叫何福圣,从通江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寿六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寿叛逃时才

    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向老参事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他见面。
      在老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末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除了中饭后老人略微休息了一下,我们摆谈了几乎整整一天。
      但,这还远远不够。于是,待会议结束后,我即随老人一块去了通江竹峪关,在老人家中住了五天。老人从红军时期开始直至抗战

    期间曾侍卫张国焘
    六年之久,张叛逃时才与其分手,其间充满太多的传奇色彩。老人娓娓叙述了他在张国焘身边时的亲历亲闻亲见:当年许许多多的追随

    张国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经历了怎能样苦痛的磨难;在长征途中巳身居红军总政委要职的张国焘,野心急剧膨胀,怎样以兵变的方式抢夺

    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事业;尔后又如何遽然背叛他曾舍身相投的革命事业和理想,只身投向敌营……这位历史见证人

    翔实的讲述,使我感到惊心动魄,恍若自身也经历了几十年前的刀光血影风云变幻,见识了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张国焘其人。于

    是,我便提笔写下了以下末作任何虚构的文字……




    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




    带刀侍卫




    文□ 罗学蓬



       第一章:武馆生涯




      我满十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为师兄兼射击教师爷黎清财报仇雪

    恨,我第一次参与了血腥的杀伐。



      1、拜师学武



      我叫何福圣,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

    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

    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鄂豫皖交界地方地处僻荒远

    角,盛产毛竹、桐油,也出大烟和土匪。因此自古来民风勇武,是男人都会几下。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

    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
      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前朝时曾在清军黎元洪标下当过武术教习,民初又在林铁庵的第五师里担任过营长,后来回到仁和集买下裕

    丰华货栈老板、仁和集商会会长刘清汉在南场口外的一处宅院,开设私棚(武馆),收徒传艺。邱固元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

    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
      拜师这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

    。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
      “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

    ,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
      “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巳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唰唰唰唰”地打了一

    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
      “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
      师傅侃侃言道:
      “你的拳虽然打得劈哩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巳。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

    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自从进了私棚,吃住都和师兄们在一起了。私棚是“流水席”,不时有人来,也不时地有人走,走的人有的是吃不了这份苦,有的

    则是学得了几分样子了,拿着师傅的举荐信到大户人家当保镖护院去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去当兵吃粮的

      师傅对徒弟们要求要极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徒弟们每日凌晨四时许就被师全用竹鞭赶下床,或在河畔溪旁,或在

    竹下林中,专门练习内功。弓箭步、四马平步、含机步……十趾抓地生根配合吐纳呼吸,一站就是一炷香的光景,再换步练习。师傅也时常前

    来指点。
      早饭后,众位弟子听师父讲解拳理,也间杂讲些江湖趣闻、武坛掌故。至十时又练功。
      师傅授徒,重在搏击实用,所以拧筷子、扯钉子、提坛子、甩石锁、滚铁桶、插沙桶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下午的“散手”,师傅要

    求真拳实腿,招招着肉,我们身上脸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师傅在场子边上架起一口煮牛肉的大铁锅,终日热气腾腾,我们随时可捞肉吃、舀汤喝。就这样大家仍然经常觉得腹中饥饿,体力

    消耗之大,由此可知。
      我师傅有一门硬功绝技“铁沙掌”,木桶里装满河沙,然后左右手交替向沙子内插去,功夫越深插得越深。师傅一声“嗨”,能一插到

    底,练习此功苦不勘言,不消数日,十指鲜血淋漓,皮翻肉绽。我在武馆六年,一日不曾断过,到我参加红军时,十根指头巳练得齐崭崭像鼓

    棰,皮肉又粗又硬反将指甲包盖住。十字如钻,竟能以掌穿墙,连师兄们见了,也都心惊。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庭院中一株大槐树,竟被我们活活打死。这时,我巳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

    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

    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待续)



    2、师傅当上了团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

    团也大开了杀戒。
      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
      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杀个人真像是杀只鸡宰只兔一样平常。老百姓对死人见惯不惊,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也因这一特殊性而轻容

    易地被激发了出来,邻里吵架,动不动就抡刀动枪;鼠窃狗盗之徒,被抓住后也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活打死。
      这年的五月,共产党先在河南举行了商南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九月又在湖北发动了黄、麻起义,后来,这支武装在

    黄梅县考田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到一九三一年三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合并为红四军。红军攥指为拳,大大

    增强了作战能力,并以七里坪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反动武装或被歼,或逃遁,或凭险据守。
      过去以保民护境为己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保民团,也都面临着打红旗或是打白旗的选择。以前这里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区,土

    匪多如牛毛,地主富商纷纷拥兵自保,连普通商号都养有两三个枪丁。红色势力一强大,国民党急忙派大军前来剿灭,各地保民团态度毕现,

    泾渭分明。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在地方素负众望,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
      当上了团总,肩负起全镇人的生死安危,曾经在外面闯过大码头,操过大场伙的师傅,也注重起派头来了,密门对襟换成了长袍马

    褂,进出都有滑竿代步,而且还挑选出几名徒弟做保镖,外出时挎着短枪威风凛凛地跟着师傅的滑竿跑。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剌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

    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象商南沙窝镇的大土豪顾敬之(老百姓称他叫顾三毛子),人枪上千

    ,就投向了国民党,成了红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给红军造成很大的麻烦。
      后来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围剿,掉过头来决心将顾三毛子连根除掉,曾中生、余笃三派了红四军中的两大主力徐向前的第十师与许继

    慎指挥的第十一师三十团去商南征讨,可谓用两把牛刀杀一只鸡。谁知却连吃了败仗,直到后来红军失利后撤出鄂豫皖地区,也没能把顾三毛

    子打掉。
      原来,这顾敬之之所以能打败红军,全靠着他的一个亲侄子顾鲁丞。
      顾鲁丞原是中共党员,被中共派往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掉了脑袋。
      受此惊骇,顾鲁丞回国不久,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他大伯顾敬之倚为臂膀。叔侄俩采用共产党的一套作法,在管辖区里实行了减

    租减息、助贫会等一系列措施,居然将顾的管辖区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清区”。
      “清区”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盘得比其它地方的好得多。所以红军打来时,老百姓大都站到了

    顾敬之一边,跟着顾敬之上了高家寨。
      高家寨是顾家及沙窝镇的几户望族祖上合资建成的一处躲避兵灾匪患的堡垒,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
      从远处望去,起伏的丘陵中异峰突起,小镇恰似搁在峰尖上的一条船。山顶古老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同样古老的小镇。而小镇的四周

    皆是陡峭的绝壁。







    3、陡遭横祸



    我们那批徒弟中,师傅最得意的弟子当数我和黎清财。我和清财的关系也好得来如同亲兄弟一样。
      清财家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六台山中。六台山方圆一百五十多华里,山上森林浓郁,奇峰突兀,山下有一条山涧,涧旁有一

    独峰,名尖石岩。距尖石岩约两华里,有一名为青石板的村落,住着二十多家猎户。村民通往山外只有两条羊肠小道,一条行五十余华里可达

    山外的河南的小镇斑竹园,一条行八十多华里可到湖北巴水上游的松子关。
      黎清财的家,就在青石板,祖祖辈辈靠在山中打猎为生。黎清财母亲早亡,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丢给了丈夫黎昌兴。
      黎昌兴,是六台山中远近有名的猎户,人称黎老腊,因在家中碾制火药时不慎爆炸,将左眼炸瞎。黎老腊之有名,并不在于他本人

    有何了得,而在于他有五个了得的儿女。老婆死后,兄妹五人随父打猎,六台山中,无处没有他们的脚迹,攀悬崖,钻山洞,连山羊不敢走的

    路他们也敢去,儿女们全都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特别是老二黎清财可以双枪并举,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清财的妹妹黎九香,自小随父兄在荒

    山野岭长大,不单枪法好,人也长得乖俊伶俐。
      我师傅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吸鸦片,二是打猎。这年初夏,师傅带着我们十几个徒弟进六台山去打猎,中午路过青石板,便在黄

    老腊家中吃午饭。因人多屋子里呆不下,大家就把桌子搬到外面坝子上吃。正吃,突地听得一声枪响,把我们全都惊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黎

    老腊的二儿子清财看见有只耗子跑到锅台上,他顺手摘下墙上的枪,一枪便将耗子打落地上,锅台却毫无损伤。师傅问清缘由,马上请这位神

    枪手到他的私棚里当射击教习。黄家父女早闻我师傅大名,得到这份美差,自然高兴万分。
      黎清财那一年才二十岁,与大哥清相,三弟清美均巳讨了老婆。得到师傅邀请,当即收拾衣物,背上猎枪,随我们一同在山中打了

    几天猎,然后一同来到了仁和集。
      如此,黎清财在私棚中的身份是很特殊的,既是我们的射击教习,又是我们的师兄,因为他也巴心不得借此机会,跟师傅学几招拳

    脚功夫。
      就在黎清财来到私棚大约才三个月左右,他家中发生了一桩大事,因为这件事,使我们的私棚,也卷入了一场血腥的杀伐之中。
      自从国民党夏斗寅的二十五师开进六台山围剿红军以来,斑竹园的镇长许厚斋便有恃无恐,假借征粮派款为由,对老百姓敲骨吸髓

    无恶不作,弄得众人怨声载道。
      这年的七月,赶场的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斑竹
    园镇狭窄的独街上,黎老腊和幺姑娘九香背着獐子、山羊、兔子皮到镇上出售。刚走到场口,看见赶场的人跑的跑,躲的躲,喊的喊,

    乱哄哄的一团。
      黎老腊父女随着人流来到镇公所前,看到几个团丁在一个头目的率领下,见年轻的男人就抓,黄老腊正想避一避,恰遇镇长许厚斋

    和团总吴邦福从镇公所出来。许厚斋一见黎九香,顿时双眼放亮,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上前去堵住去路,厚皮涎脸地动手动脚。
      黎老腊常来斑竹园赶场,自然知道眼前之人是当地恶神,得罪不起的,遂忍气吞声,求曾多次买过他猎物的吴帮福帮着求情,然后

    拉着女儿转身就是一趟,连兽皮也没卖,就匆匆出镇回了家。
      吴邦福见许镇长当街失态,遂在许面前献殷勤,说道:
      “镇长要个姑娘,还不像到田埂上扯根野葱一样的容易。这黎老腊我是认识的,不过是青石板的一个猎户罢了。这件事,就包在我

    身上好了。”
      几天后,吴邦福坐着滑竿,带着几个背着驳壳枪的保丁来到青石板黎老腊家,要黎家出一名壮丁。黎老腊赶紧拿出几张上等皮子,

    求他通融一下。黎家一屋大小,也围在旁边说好话。
      吴邦福却拒绝收礼,板着脸说:
      “这是公事,你家本来应当二丁抽一的,看到你我多年老朋友的份上,抽一个不算多吧。”
      老三清美见久求无效,也恼了,直言不讳地说:
      “吴团总,你不也有三个儿子么,为啥一个也不抽呀?”
      吴帮福眼睛一鼓,说:
      “我的娃娃虽然没有抽,可我是拿钱顶的。”
      黎老腊也急了,说:
      “吴团总,你能拿钱顶,那我们也拿钱顶。”
      吴帮福见事情要搞砸,赶忙将黎老腊拉到一边,轻言细语地说: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不出钱也行的。我实话告诉你吧,许镇长对你家幺姑娘有了意思,想弄过门去做个小,如能结下这门亲事,

    不仅你家可以免抽壮丁,还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呀。”
      黎老腊强咽下怒气,冷冷地说:
      “吴团总,许厚斋是何等人物,我这穷猎户哪里高攀得起?能拿钱顶,我还是拿钱打发的好。”
      吴邦福无奈,只好说定,三天之内在镇公所交大洋两百块。
      三天的期限眨眼间便过去了,这天,由黎家老大清相和老三清美、老四清远带着全家打猎多年所积、加上向邻里东借西挪凑集的两

    百块银元,到斑竹园交壮丁款。
      等他们进得镇公所大门,许存斋和吴邦福早巳在厢房等候。
      黎光相道:
      “三天前与吴团总说好,出钱就不出丁,今天我们把钱带来了。”说罢,将两百块“袁大头”掏出放在桌子上。




    未曾想到,吴帮福却突然变卦,故意做出很惊讶的样子说:
      “你们拿这两百块钱来干啥子?我和老腊不是说定四百块吗?我看他恐怕是人老耳聋听错罗。”
      黎家兄弟不服,大骂吴帮福言而无信,和他粗声大嗓地争吵起来。
      许厚斋却不说话,在一旁闷着声抽烟。
      这时,早巳埋伏在外面的几个保丁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将老四清远用绳索捆住,拉起就走。老大老二上前阻拦,却被保丁们用枪

    托打出。
      半月之后,忽然睛天又响起一声霹雳,清远在壮丁营中不堪折磨,在被送往湖北麻城的途中冒死逃出,被押送人员抓回后用乱棒打

    死。
      噩耗传来,黎老腊一家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事过之后,黎家以为人巳死了,钱也出了,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可没出一个

    月,师管区一个连长带着十多个士兵,由吴帮福带路,又来到了青石板黎家,口口声声说:
      “黎清远当逃兵处死,属罪有应得,不能抵壮丁数,黎家必须再补抽一名壮丁。”
      黎家男女老幼一齐哭号起来,哀求镇长团总和兵爷们看在父亲眼瞎,母亲早亡,四弟刚死的惨境,高抬贵手,免抽壮丁。
      吴帮福装出满面怜悯的样子说:
      “老腊呀老腊,我上次进山来就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不出钱也是可以的,只要让你家幺姑娘今天随我下山……”
      话音刚落,光相在一旁将桌子猛地一拍,怒喝道:
      “你们安起心不让我们活,日你个娘,老子今天就和你们拼了!”
      光相还未来得及动手,那连长早巳将短枪掏在手中,对着黎清相大声吼道:
      “谁敢动,老子一枪崩了他!”吼罢一挥手,众兵丁将枪口一齐对准了黎家老幼。随后,他们如狼似虎般将黎家人全部赶出门外,跑

    进茅屋翻箱倒柜,豹皮褥子、獐子肉、麝香、野鸡、腊肉被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起一把大火,将黎老腊家的十几间茅草屋眨眼间化为一片灰

    烬。
      待这一帮恶徒离去后,黎老腊一不做二不休,带着阖家老幼十一口人收拾起残锅烂碗,搬进了尖石岩上的一个溶洞。
      这个地处尖石岩半腰上的溶洞,前窄后宽,内空有一百多平方米,洞内有一条常年不断的阴河。洞口离地面有十多丈高,四周全是

    悬崖绝壁,无路上下,只能用一根粗绳滑上滑上,进洞收绳,出洞放绳,一夫当关,万夫莫上。
      黎老腊一家搬进洞子后不久,又在洞外挖穿了一条通往洞顶的秘密通道,一是用于上后山开荒种地,二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退路。

    这条路十分险峻,中间要搭一块两米多长的木板才能过去,平时也是出洞搭桥,回洞收桥。
      青石板的乡亲们都十分同情黎老腊一家的遭遇,平时送这送那,还主动为黎家卖兽皮,买油盐,一有风声就给黎家通风报信。黎家

    兄妹白天打猎,晚上种地,躲躲藏藏地渡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





    4、血洗吴家大院
      黎老腊一家几经浩劫,看到了世道极不公平,长期凝积聚的胸中怒火,驱使他们决心要报这杀亲毁家之仇。
      一九二七年的一个秋夜,黎老腊带着两儿一女持枪挂刀,悄悄地出山来到吴帮福的老家大庙乡镇的土门杠,越墙进了吴家院子,恶

    狗汪汪叫着扑了上来,黎老腊将早巳准备好的土炸弹丢过去,恶狗紧紧咬住,“砰”地一声,狗吠声消失了。
      吴邦福的大儿子吴承义听到响声,懵懵懂懂地下床,刚打开门,黎老腊手起一刀,当头砍下,吴承义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一

    命呜呼了。赓即又是一声枪响,子弹穿过了吴承义婆娘陆花容的大腿。陆花容刚刚叫出一声,黎老腊巳经一枪托下去,将她脑袋砸开了花。
      与此同时,黎清相、黎清美与黎九香一拥而入,见人便砍,逢人便射,将吴邦福的老婆和另外两个儿子全部斩尽杀绝。黎老腊与三

    个儿女寻遍各屋,终不见吴邦福踪影,随后将金银细软洗劫一空,将院中堆码的碗豆梗,麦草搬入屋中,放起火来,才匆匆返回了山洞。
      时在斑竹园的吴邦福得知全家被斩尽杀绝,捶胸顿足,当即剁下左手小指,发誓要报此深仇大恨!
      自从黎老腊报仇杀死了吴团总阖家老幼,烧毁了吴家大院后,惊动了各地的土豪劣绅,尤其是大庙乡和斑竹园两镇的大户人家更是

    紧张得如同惊弓之鸟,纷纷要求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黎老腊。为此,各地乡镇保民团给黎老腊加上“土匪”的罪名,许厚斋和吴邦福也多次率

    斑竹园保民团到尖石岩围剿,都因地势险恶,未能得逞。在行动中反倒遭到黎老腊父子兵的袭击,死了两个保丁,丢了几支快枪。
      这年冬天,国民党商城县长汤子玉任命斑竹园镇镇长许厚斋兼任该区剿匪大队大队长职务。责令他尽快将黎老腊一家剿灭。
      巳遭多次失败的许厚斋和吴邦福,这次精心策划,并与湖北松子关保民团团总陈竹勋联络,制订出“上下夹击”的计划。他们组织了

    一百二十余人分两路夹击黎老腊,一路由吴帮福带领从斑竹园前往尖石岩,从正面攻击,一路由陈竹勋率领保丁从山背面翻上山洞顶部,从上

    往下打。
      黎老腊一家经过几次剿杀,此时巳是“全民皆兵”,连两个媳妇和一个十来岁的孙子也都拿起枪来和围剿者射击。
      与前几次一样,吴邦福率领保丁刚一进入青石板,乡亲们便将消息送到了黎老腊耳中。老腊自不会坐以待毙,马上携马刀,猎枪和

    快枪,由秘密通道上了山顶,躲藏在密林中窥视着周围的动静。




    天快黑时,陈竹勋带着三十多个保丁,气喘吁吁地翻过冰雪复盖的六台山顶,向尖石岩方向而来。到了洞顶以后,陈竹勋即吩咐保丁们

    刨雪,打炮眼,砍树木。
      陈竹勋正在指挥保丁们忙碌,突然,只听“叭”地一声枪响,陈竹勋的呢帽应声落地,顿时吓得他一骨碌滚到旁边的树丛里。紧跟着

    又是“叭、叭”两枪,两个站岗的保丁“噗”地倒下了,其余保丁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丢下钢钎二锤就跑,有的吓得趴在地上瑟瑟颤抖,有的拿着

    枪乱放,替自己壮胆。
      洞口下面的吴邦福早在等候山顶上的动静,忽然听见上面枪响,吴邦福大喜,正欲下令保丁们搭云梯爬岩,忽地又听见山顶上响起

    了锣声——这是陈竹勋发出的撤退的信号——情知是陈竹勋遭到了黎老腊的袭击,巳经跑了,只好命令保丁们往回走,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斑竹

    园。
      这一仗,“黎家军”只放了三枪,便缴获了汉阳造两支,手榴弹四枚,钢钎、二锤共二十多件。
      一九二八年开春,许厚斋、吴邦福呈文上报国民党商城县府和信阳专署,列举黎老腊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派兵剿灭。信阳专署

    决定成立“商城县联防指挥部斑竹园指挥所”,由许厚斋负责,以便他有权指挥全区各集镇的保民团,协同剿灭黎老腊。
      斑竹园国民党区分部、乡保人员、土豪劣绅在许厚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天秘密会议,定下“剿黎方略”。
      一天,黎家兄妹正忙着准备春播,忽然有个农民打扮的人,在洞下喊他。黎家人观察了一阵,见洞下只有一人,后面并无埋伏,便

    放绳下崖,由粗识文墨的老三黎清美前去与他见面。来人说是区公所派来送信的,另外还带来两百块银元。信
    的内容主要是:政府要同黎家父子和解息事。条件是:一,肯定黎家属良民百姓,不是土匪;二,黎老腊所交壮丁款银元两百块如数奉

    还;三,所烧茅草屋在青石板新建十四间瓦房赔偿;烧毁的家具什物,一律折价赔偿。
      黎家人收了信和银元,却仍是将信将疑。
      几天后,乡亲送来消息,果然有许厚斋派来的人在青石板动工修建新房了。几十个民工,挖的挖,夯的夯。大约一个月后,十四间

    土墙瓦房果然在黎家原来的屋基上立起来了,区公所派人通知黎老腊,择吉日古历三月二十五日乔迁新居。
      老腊一家犹豫不定,既希望事情能如此解决,又担心其中有诈。最后决定先答应搬家,再作进一步打听,确实无诈,再搬家。
      二十四日,黎老腊一家在洞内忙着捆扎家什,为搬家作准备。
      这天半夜里,青石板一个叫汪常柱的猎户准备上山去安“铁猫”(一种狞猎工具),刚从床上起来,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从门缝里

    往外一看,朦胧的天光下,只见幢幢黑影往黎老腊的新屋方向窜去。
      王常柱心中一紧,有心要弄个明白,待黑影走过,遂轻轻将门打开,尾随黑影而去。待前面的黑影停住,他便在路边一棵大树下隐

    蔽着,只听到黑影中有人说;“新屋到了,现在离天亮还早,各班原地休息。”王常柱心里豁然醒悟,急急绕过小路去尖石岩给黎老腊通风报信


      二十五日这天,许厚斋、吴邦福派了十多个民工敲锣打鼓地到尖石岩接黎老腊一家。
      快到洞口时,老腊父子三人手持快枪突然跳出林丛,将枪一横拦住众人去路。
      民工们一见老腊父子杀气腾腾,吓得跪倒一大坝,哀求饶命,并言他们只不过是吴邦福雇的民工,对其中奥妙,全不知情。
      老腊也不为难他们,决定将计就计,与清相、清美假扮成民工,或拿鼓,或提锣,向青石板而来。在距新屋约两百米处的灌木丛中

    ,老腊父子发现了埋伏的保丁在蠕动。父子三人做了个眼色,“叭、叭、叭”三枪,来了个先发制人,两个保丁惨叫着倒下了,埋伏队伍顿时乱

    作一团,四处逃窜。
      许厚斋、吴邦福听到枪响,和一群保丁从新屋里跑出来高声喊:
      “什么事?出什么事了?”话音未落,又是两枪打来,一个班长被打死,一个保丁被打掉了一只耳朵。许厚斋和吴邦福知道事巳败露

    ,放出信号弹,几路伏兵纷纷向斑竹园方向撤去,精心策划的“瓮中捉鳖”的计划遂告失败。




    5、冤冤相报
      许厚斋、吴邦福同黎老腊父子多次较量后,自知难操胜算,便与驻扎在中和镇、李市坝的国民党二十五师相勾结,把师长胡炳璋请

    到镇公所密谋消灭“黎匪”之事,还说黎老腊祖辈均在在六台山中为匪,抢了不少金银珠宝,洞穴中还有不少鸦片、枪弹,并奉上大洋五百元,

    并许诺事成后另当重谢。
      胡炳璋见有利可图,便派了三营长王善祥去执行这一任务。王营长领命后,又多次与许厚斋往来,许也给了他一百大洋和一些鸦片

    。几天后,王营长派了一个侦察班到尖石岩一带察看了地形,在镇公所研究了攻洞方案。
      七月十六日,青石板一带从早便戒了严。天黑后,王营长的士兵在尖石岩周围分布开来,在一个与洞口遥遥相对的山包上安置了轻

    重机枪、平射炮。一个连的士兵抬着几架长长的云梯放到了洞口下。
      次日拂晓,四十八发平射炮弹射向了洞口,将洞口处炸塌,平射炮刚一停止发射,十多挺轻重机枪又一齐喷吐出火舌,打得洞口处

    碎石飞溅。此时,洞口下的士兵也开始行动,一架用好几架云梯捆扎起来的长长的云梯伸到了洞口处,士兵们顺着颤颤微微地梯子往上爬。一

    个士兵好不容易爬到洞口,刚一露头,从洞内射出一颗子弹,那个士兵尖叫着摔了下去。第二个士兵先举枪后露头,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就在这时候,旁边一架长云梯也架好了,爬到洞口的士兵先将两颗手榴弹甩了上去,炸燃了洞内的小油缸,洞里“轰”地一下燃了起

    来。
      王营长在洞下高喊道:
      “黎老腊,投降不杀!”
      黎老腊父子回答的是一顿臭骂。
      这时,一挺轻机枪伸了上去,向着洞内一阵扫射,洞内却是悄无声息。
      王营长在洞下不知洞内情况,命令爬上洞口的几个士兵迅速将事先准备好的硫磺、辣椒、稻草、树枝堆起来,点燃后,掩上泥土,

    用簸箕向里面煽风送烟,一股呛人的浓烟窜进了洞内,从早到晚整整熏了一天。
      第二天士兵们清洞时,发现洞内四壁和家什等巳成一片漆黑,洞底躺着黎老腊、黎清相、黎清美、黎九香,以及两妯娌和他们的后

    代三女一男共十二口人的尸体。他们全都是被硫磺和辣椒燃起的浓烟熏死的。青石板的乡亲们就在洞脚下挖了一个大坑,沉痛地安葬了这一家

    老小。
      猎户汪常柱也当即出发前往仁和集,给惟一还活在人世的黎家老二清财报信。
      黎清财得此噩耗,恰似惊雷击顶,向着六台山方向双膝跪下,连磕十余个响头,发誓要杀死许厚斋、吴邦福,报此血海深仇!
      我们一帮师兄师弟也情绪冲动,要随清财前往六台山,助他一臂之力。
      师傅是个极重义气之人,也比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有脑筋。他说,许厚斋、吴邦福眼下和官军站在一起,我们就这样提枪舞棒地跑

    到六台山去找许厚斋、吴邦福拼命,官军岂能袖手旁观?血海深仇,当然要报,但必须等待时机。
      没过多久,机会果然就来了。
      商南沙窝镇的顾敬之做五十大寿,国民党信阳专署在报上登出了祝寿电,对顾敬之的反共业绩大加表彰。不仅商南,光山、潢川、

    固始、淮宾、息县,甚至连湖北、安徽一侧的商贾大户也都争着到沙窝送礼祝寿。
      顾敬之的寿期定在古历六月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师傅料定许厚斋与吴邦福届时必然会去沙窝,而且也不会带多少武装,便与徒

    弟们商议出了智擒许、吴二人的行动计划。
      初二,师傅只带了我和另外三个徒弟当保镖,随他一同前往沙窝。
      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气派的寿宴。顾家大院的宽房大屋坐不下,院坝上,甚至大街上,到处都搭起了临时的寿棚,寿棚里的摆着

    连续三日不断的流水席。师傅和许厚斋、吴邦福早就认识,席间还相互敬酒拉话。
      初三日的上午大约九点来钟,几个保丁簇拥着许厚斋、吴邦福的两架滑竿出了沙窝集,迤迤往斑竹园方向而去。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时,我们的一个兄弟巳经抢在他们前头出发了。
      待许、吴二人离开沙窝镇不到半刻钟,师傅也带着我们径自往仁和集而去。
      当天太阳落坡时我们回到了仁和集,大家都不睡觉,一直等到午夜时分,蓦地听见狗吠声响得凶狂,不一会儿,一大队人马便到了

    私棚门前。其间,就有双手被反捆着的吴邦福。
      原来,师傅在出发之前,早巳安排顿当,命黎清财带着五十来个弟兄,前往斑竹园到沙窝集之间一个叫毛界岭的险要地方潜伏下来

    ,等许厚斋与吴邦福祝寿完毕返回斑竹园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仗,果然打得干脆漂亮,我们的弟兄无一伤亡,对方死了三人,许厚斋听见枪响后翻身滚下滑竿,不要命地跳到白露河中,黎

    清财喝令他起来,他死活不肯,无奈之下,黎清财只好将他打死在河中。
      当天夜里,黎清财置下香案,焚香叩头,然后才用吴帮福的命来祭他一家老幼的冤魂。
      我至今还能记起那肃杀恐怖的情景。私棚的头进院坝中央堆满了谷草和干柴,弟兄们四面围着,犹如开一个篝火晚会。
      吴邦福被剥得一丝不挂,露出一身肥膘肉光胯叮当地被推了上来,口里则塞满了锯木面,用布巾在脑后牢牢勒住。两根木匠用的马

    凳搭成了一个高高的人字形,将吴邦福吊了上去。另一厢,弟兄们巳经点燃了柴草堆,待火燃起来后,又用湿土洒上去,将火焰压住,然后将

    马凳移到了柴草堆中间。那无数股烟柱,就往头上悬吊着的吴帮福袅袅而去。吴帮福在浓浓的烟团中挣扎、蹬动,却叫不出一声……很快,油

    被烤了出来,滴到烟火堆中“滋滋”作响,肥胖的身体也逐渐萎缩。大约一个钟头后,吴帮福再也不动了,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块黝黑发亮的“腊肉

    ”……




    第二章:御前带刀侍卫
      参加了红军,我仍给师傅当保镖……师傅战死高家寨,王树声调我去当他的警卫员……新集党代会上许世友找我比武,张国焘看中

    了我……从此,我当上了弟兄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1、随师傅投红



      一九三一年三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

    有长枪也有短枪。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

    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

    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
      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巳接受王树声团长的

    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和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

    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

    )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

    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师傅之死。参军不到一个月,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顾敬之和顾鲁丞狡猾透顶,见红军主力挟威而来,并不正面接

    火,而是主动放弃了沙窝镇,把当地老百姓全部集中到高家寨里,粮食也一颗不剩地搬到了寨子里,并派出信使和各地反动保民团、国民党地

    方部队联系,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我们开到沙窝镇,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进攻高家寨的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由于缺乏重武器

    ,久攻不下,粮食又极度匮乏,再加之上山的农民全都追随顾敬之,坚决与红军作战,红军仰攻到山顶城墙壁脚下时,弹雨挟着擂木滚石,以

    及烧沸的大小便一齐打下,最终寨子没能打下来,红军反倒伤亡了上千人。
      对于兵败高家寨,张国寿、许世友、罗应怀在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有详尽的记述。
      在打新集时担任敢死队队长,因夜袭县衙,刀劈敌守军团长孟云卿,生擒敌县长刘芳,威逼刘芳下令守城敌军向红军围城部队缴械

    投降而威名远扬的“老三十团”二营营长许世友,也身负重伤,差点丧命。
    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从这以后,新集也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被誉为“赤都”。
      三天后,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七里坪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军于这一天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

    委员。
      许世友也因军功由营长升至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从许继慎的第十一师调到了新由倪志亮任师长的第十二师(稍后不久由中央派

    来的陈赓任师长)。这次攻打高家寨,他仍担任敢死队队长,仰攻到城墙脚下时被滚木砸中脑袋,当场昏死过去。幸亏当时的敢死队员如今健

    在的罗应怀将军等弟兄拼死将他救回,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后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三十团”的特务连也被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师傅阵亡,还丢了二十来个师兄弟。我跪在师傅面前哇哇大哭。

    我师傅死时还不到四十岁,可惜了他一身好武艺,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




    2、与许世友比武
      第二件事,则是我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从沙窝镇撤回新集后,巳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把我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我还兼干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

    人都找我学,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中普遍习武。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会场设在镇外一块土坝子临时搭盖起来的大竹棚里。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

    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席地而坐,抽烟、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我或听人说起过我的名字。这时便鼓动

    我起来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我那时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一起捧、劝,也很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

    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说到附近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我在约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隍庙。
      在万年台前面的坝子上。我先打了一路僧门的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来,一个复手便打将起来,扫手、快转、猛踢

    ,气势凶猛,动作刚健,紧密相衔。接着一个侧身提拦,移花接木,进身换式,脚踏龙虎步,掌上分阴阳,一招“猛虎撩尾”似恶虎拎羊,一个“

    进身大取”若毒蟒潜踪,“芙蓉滴露”使人胆寒,“青丝拂柳”令人心惊,待众人正看得如痴若醉时,猛然一个收式,气势威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

    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我又找来一根木棍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刚才走拳时我目露精光,英姿飒爽,而剑招一出,却一反刚猛勇厉

    之态,疾行如风,身体飘忽,时而似岩鹰扑食,疾如闪电,时而又若风中弱柳,倏然间一个反弹,真可谓看似警猴,快如飞矢,更赢得了众口

    喝彩。
      我出尽风头,心中也不免沾沾自喜。
      没想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李守国给我透风,说十二师的许世友团长,也是个会家子,听说我武功了得,一会

    儿要来会会我。
      我一听就急了,许世友原来也是我们“老三十团”的人,打高家寨时负伤,出院后刚调到十二师当团长,而我只不过是个警卫员,怎

    好和这位名贯全军的大英雄比武?而且我早就听说他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
      王树声团长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我喊:
      “何福圣,这位是许营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
      那时候的许营长也不过刚满29岁,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他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
      “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并莫把话说早了。”
      我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更加紧张,忙说:
      “许营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营长咧嘴一笑,豪爽地说:
      “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我招架,紧跟着就欺步上前,

    向我进击。
      我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我见许营长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他似末摸到我的虚实,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

    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
      王树声一旁见我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我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我打气助威:
      “何福圣,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
      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
      “何福圣,上、上!”
      这一团事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营长,只听他大喝一声:
      “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使用连环腿左右开弓进击。
      我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他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疏忽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巳经里三层处三层将我和许营长围了个密不透风。我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与苏区的首脑人物曾

    中生书记、余笃三政委、邝继勋军长等认识或不认识的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也就抖擞起精神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得让许营长下得了台。拿定主意,我便以“克法”出拳,套用一句现在足球场上说的术语,也就是打起了“防守

    反击”,让许营长占尽上风。
      许营长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我袭来。我暗暗聚起内功,当许营长又一腿向我腰部扫来之际,我提足气,牙关一咬

    ,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他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我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营长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

    讶之色。然他这一腿巳让我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营长刚一起腿,我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营长仰面朝天地掀

    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像打雷一样响起。
      我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营长。
      许营长一跃而起,连声道:
      “厉害,厉害!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对手。”
      邝继勋军长笑道:
      “你这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上场较技?”
      “小鬼,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方脸阔腮、头戴军帽、身材高大皮肤白净的张国焘满面笑容上前问我。
      在后世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历史罪人。他背叛革命,逃出延安,当共产党占领大陆前他又逃到了国外,最后客死异

    乡……可是,那是教义和概念中的张国焘,抽象的概念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显得格外的具体和丰富。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

    凛,赫赫有名。五·四运动中,他是陈独秀手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最著名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人是傅斯年);此后,他出席共产党的第一

    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再以后,他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长驻在令世界各国的每一个共产党人无不神往

    的莫斯科。而且,他诞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萍乡张府”,在江西省也是声名赫赫的,城中私房成片,乡间良田千顷。他家里不

    仅有用不完的金钱,,而且是一个世代书香和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孝

    廉公。他的叔父则在民国以后做过国会议员。而偏偏这个出自富贵双全的豪门巨室中的公子哥儿秉性特异,同情穷人,厌恶富人,成为了他的

    家庭和阶级的掘墓者。这样的经历,怎能不得到出自穷苦人家的红军指挥员们的衷心爱戴?
      “报告主席”我向张国焘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副总指挥的警卫员。”
      张国焘赞扬我说:
      “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他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

    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巳经没有机会来爱护我了。
      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当时便通知王树声,速调我去担任张国焘主席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





    第三章:败走巴山
        许继慎等并非死在白雀园……红军兵败柳林河。张国焘、徐向前差一点落入敌人手中……我护送护伤的陈赓离开红军……分散

    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四方面军。



        1、自伤元气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三十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

    部更是走路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

    ,“老三十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五百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

    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十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三十一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

    陈定候。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两百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

    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
        “以后要节约每一颗了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

    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军官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弟被处决了。

    这批师兄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二十四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处决了。我听

    到他们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国焘当警卫员,要还留在“老三十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

    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可以怀疑敬爱的张主席?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连徐向前的妻子陈训

    宣、王树声的妹妹王树泽也被带上“改组派”的帽子,惨遭杀害。
        十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

    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六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枪

    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

    一九三二年十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

    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巳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

    大刀和梭标,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

    、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
        “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
        “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
        “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
        “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
        “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三十岁,周维炯最小,

    才二十三……(笔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心情尤为沉痛。因为,当年许、庞、周领导的这支英雄的部队,如今正巧驻扎在笔者的家乡江津。笔者

    查阅该师的师史时,在历任指挥员一栏中,清楚地看到了排在最前面的三人,正是许继慎、庞永梭、周维炯。)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员。

    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

    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

    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十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

    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2、兵败柳林河
        但红四军此时巳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的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

    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群众纷纷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末有过的艰难。国民

    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

    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七十三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

    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

    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七十三师残部与第七十四师合并,仍称七十三师。
        霍邱惨败,给苏区造成的震动巳不可估量,再加上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策略,极大地动摇了苏

    区老百姓的斗志。
        徐庭瑶军攻占霍邱后,将被俘的一千余名红军、两千余名地方武装与运输队员迅即资遗,发给衣物、粮食,每人一块银元。这

    数千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到苏区,本身就起了一种宣传作用,对苏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国民

    党过去对苏区人民斩尽杀绝的政策变了,觉得蒋介石的正规部队,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杂牌军——其实,蒋介石哪里会变,等到把苏区彻底控制

    在手中,他们就开始杀人了,而且比杂牌军杀得更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大肃反在苏区军民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时也反映出来了。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官兵携械叛逃

    、群众反水的事件。
        总部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紧急从政治保卫局抽调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名义下到各作战部队,以更严厉的手段来预防和处

    置图谋不轨的官兵。
        而几天以后,又发生了第十二师二十五团二营在战斗激烈的关头突然枪杀了党代表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临阵易帜,反戈一击

    的严重事件!
        有次,我在替张国焘做按摩时听到陈昌浩在张面前充满忧虑地感慨道:
        “我们在冯寿二与刘峙作战时,需要紧急征用民夫,可老百姓都跑到刘峙那边去了。”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
        “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四方面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血战、乱战,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都在燃烧,在沸腾,在呐喊,在厮杀。国民党的大批飞机从汉口轮番赶来助阵,从天

    上往红军头上扔炸弹,用机关枪狂扫。用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来形容绝不为过。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

    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一百人。
        敌人巳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

    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和一帮参谋人员巳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

    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被叶南生一个耳光扇去,漆树仁醒悟过来,伸了个

    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

    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三千以上。
        当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疲惫不堪的大部队向新集以北移动时,张国焘在警卫排的护卫下,轻骑向新集疾进。
        仅隔数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赤都”巳变得面目全非了。敌人的飞机将全镇炸成了一片废墟,满眼弹痕累累,四处断墙残壁,

    张国焘的住宅老县衙也被炸毁了。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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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机毕现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
        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
        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
        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
        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
        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
        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
        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
        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
        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
        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
        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
        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
        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
        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
        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
        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
        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
        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
        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
        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
        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
        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
        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
        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
        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
        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
        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
        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
        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
        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
        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
        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
        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
        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
        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
        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
        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
        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
        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
        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
        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
        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
        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
        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
        “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
        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
        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
        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
        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
        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
        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
        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
        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
        “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
        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
        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
        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
        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
        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
        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
        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
        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
        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
        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
        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
        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
        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
        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
        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
        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
        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
        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
        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
        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
        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
        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
        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
        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
        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
        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
        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
        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
        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
        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
        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
        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
        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
        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
        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
        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
        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
        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
        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
        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
        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
        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
        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
        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
        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
        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
        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
        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
        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
        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
        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
        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
        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
        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
        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
        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
        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
        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
        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
        “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
        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
        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
        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
        “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
        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
        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
        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
        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
        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
        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
        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
        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
        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
        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
        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
        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
        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
        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
        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
        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
        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
        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
        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
        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
        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
        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
        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
        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
        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
        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
        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
        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
        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
        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
        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
        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
        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
        “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
        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
        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
        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
        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
        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
        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
        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
        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
        :“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
        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
        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
        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
        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
        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
        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
        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
        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
        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
        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
        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
        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
        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
        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
        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
        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
        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
        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
        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
        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
        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
        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
        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
        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
        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
        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
        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
        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
        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
        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
        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
        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
        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
        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
        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
        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
        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
        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
        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
        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
        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
        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
        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
        又打下宝兴。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
        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
        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
        (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
        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
        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
        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
        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
        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
        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
        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
        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
        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
        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
        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
        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
        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
        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
        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
        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
        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
        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
        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
        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
        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
        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
        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
        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12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
        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
        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
        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
        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
        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
        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
        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
        忘不掉的场面!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
        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
        :“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
        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
        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
        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
        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
        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
        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
        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
        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
        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
        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
        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
        轿夫5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
        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
        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
        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
        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
        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
        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
        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
        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
        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
        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
        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
        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
        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
        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
        :“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
        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
        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
        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
        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
        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
        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
        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
        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
        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
        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
        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
        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
        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
        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
        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
        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
        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
        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
        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
        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
        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
        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
        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
        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
        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
        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
        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
        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
        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
        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
        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
        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
        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
        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
        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
        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
        “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
        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
        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
        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
        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
        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
        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
        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
        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
        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
        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
        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
        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
        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
        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
        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
        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
        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
        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
        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
        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
        食。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
        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
        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
        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
        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
        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
        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
        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
        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
        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
        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
        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
        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
        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
        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
        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
        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
        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
        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
        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
        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
        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
        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
        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
        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
        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
        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
        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
        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
        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
        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
        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
        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
        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
        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
        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
        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
        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
        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
        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
        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
        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
        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
        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
        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
        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
        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
        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
        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
        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
        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
        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
        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
        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
        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
        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
        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
        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
        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
        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
        “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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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原会师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五十一章 高原会师



          这年四月底,红军总司令部接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称他们已进入滇西,
          到达了金沙江边上一个叫石鼓的小镇,望红军总司令部速派部队接应。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原来活跃在湘鄂川根据
          地,中央苏区丧失后,国民党加强了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进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
          下,他们也被迫开始了北上长征。他们过去只和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密码联系,而
          分裂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又控制在张国焘手中,所以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一
          直是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行事。他们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另立了中央。



          此时总部前移至甘孜,张国焘得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后,立即派出驻道孚
          的三十二军南下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三十二军由罗炳辉率领,在雅江击溃敌
          军两团,到达理塘甲洼,阻止敌李抱冰部南进,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将红二、红
          六军团消灭在金沙江沿岸的计划,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在甲洼与三十二军会师。七
          日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就联手作战,一鼓作气攻克了李抱冰据守的理塘县城。



          此后,红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分手,向甘孜进发。这一带已是红军控制地区,一
          路上,红六军团受到了四方面军驻扎部队和当地博巴政府组织的群众的欢迎。三十
          日,前卫部队到达了甘孜的甘海子。



          七月一日,随红二军团行动的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也率队伍到达甘海子。
          至此,两军团全部在甘海子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广大红军官兵并不知晓上面的斗
          争,在他们看来,天下的红军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亲兄弟见了面,自然万分
          高兴。甘海子会师两军官兵表现出的欢乐之情,并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达维的会师。
          但是,张国焘的权欲心又一次发作了。他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到川康高原与他
          会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军团控制在他手中,增强他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
          央抗衡的资本。会师后,他马上派出若干个工作组,渗入到红二、红六军团中,散
          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煽动两军团官兵对中央的不满。



          岂料,张国焘的做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统率二、六军团的贺龙总指挥一个
          命令,将张国焘派去的若干个工作组全部“礼送”出营。



          张国焘也采取了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断地召见红二、红六军团的高级指挥员,
          摸清他们的立场,对他们送枪送马,封官许愿,甚而企图撤换不明确表态与他在政
          治上保持一致的将领。




          第五十二章 面对面的斗争



          就我亲见,张国焘至少单独和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贺炳炎、卢东生、
          甘泗淇、张子意等十人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谈过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态度
          令张国焘满意。这些人都明确地向张国焘表示,希望能尽快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
          中央红军会合。任弼时和张国焘谈话的次数最多,争论最激烈。他是中央政治局委
          员,在红二、六军团中地位最高,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张国焘多少还有点敬畏
          之心,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委婉含蓄。他不,他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
          行为,并要张国焘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二、六军团的领
          导人到这里听说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他诚恳地向张国焘表示:
          “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
          我和贺龙同志以及二、六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
          余下的话,张国焘自然明白。



          七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中共党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甘孜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
          德、刘伯承等团结起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论激烈的时候,贺龙明
          确表示:“二、六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
          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二、六军团就自己行动。”



          张国焘虽然在甘孜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他已经无力回天,连
          过去许多对他惟命是从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下的
          错误,八万红军垮到现在的四万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张国焘的正确。
          许多人也表态愿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而对张国焘刺激最大的,当属陈昌浩对他
          的“背叛”。这位长时间最坚定支持他的头号爱将,却听从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
          表示赞成北上。这是张与陈共事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而且大多数四方
          面军的将领也都表态支持陈昌浩。张国焘看到自己已被“自己人”孤立,再加上他
          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头上,所以情绪异常冲动,他眼泪汪汪地说:“好吧
          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
          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陈昌浩的这一转变显然也改变了毛泽
          东等人对他的印象,使他在后来的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



          朱老总趁热打铁,积极地做他的工作,为了给张国焘一个下台楼梯,朱老总提
          出先取消这边的“党中央”,降格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
          发生横的关系。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慢慢解决。这个过渡性
          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也接受了。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七
          月二日,中央电令,成立第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以及罗炳辉的红三十二
          军。七月底,中央批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组成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二、
          四方面军。至此,张国焘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寿终正寝,全军立即拔寨起程,
          重新踏上了北上征途。



          第五十三章 张国焘到陕北



          在二、四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二万二千多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
          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
          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国焘,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
          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
          泽东和张国焘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截然相
          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国焘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
          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国焘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
          到脸上无光。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四方面军,
          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四军、三十一军,在河连湾时也交给了前
          来迎接的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不负众望,马上率领这支部队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
          打了一仗,俘获了胡宗南部人枪各千余。



          中央机关分给张国焘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
          间小,张国焘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
          的,但黄超已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派了个叫陆煜
          的秘书来。张国焘对他不信任。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国焘欣赏,他的象棋
          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国焘下几盘棋而已。住在旁边的毛泽东、
          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泽东就笑呵呵地说:“小
          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
          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已成废墟,现在种满了
          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已经成了一座兵营。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
          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却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
          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
          良、杨虎城暗中已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
          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何
          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国焘,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
          张国焘,怕造成四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象;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
          啥都丢光了。我回去对张国焘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第五十四章 喜从天降



          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
          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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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场误会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六十二章 一场误会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
            坝上一间屋里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
            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
            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
            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
            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
            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陆安奎,
            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
            向他报告:“张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
            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
            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
            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
            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
            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
            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
            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
            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
            来却是一场误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
            烈的。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
            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
            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第六十三章 陈昌浩来了



            张国焘虽然已经上任,可他仍住那块“世外桃源”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
            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建国后担任
            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
            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
            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
            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
            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却很
            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
            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
            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
            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
            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
            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
            他的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
            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
            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
            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
            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
            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
            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
            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
            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
            念他们回来,都已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第六十四章 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
            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
            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先回
            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
            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
            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
            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
            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已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队伍离开了根
            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
            “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
            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
            心到延安。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
            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张国焘问他:
            “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没有,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
            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
            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
            ……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
            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
            作,当小兵我也干。”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抚今追昔,
            唏嘘感叹,足足谈到次日天亮陈昌浩才下山。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及。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促使他搬
            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
            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
            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
            (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
            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
            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
            席。



            第六十五章 留在张国焘身边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
            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
            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
            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
            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
            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
            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
            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
            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
            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
            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
            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
            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
            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
            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
            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观念。从私人
            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
            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
            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
            志”。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漫山遍
            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
            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
            重庆的途中暂驻汉口。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
            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
            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第六十六章 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这便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
            王明。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
            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
            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
            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
            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
            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
            日子。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
            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
            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
            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王明问张国焘:“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
            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
            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是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是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
            :“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已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枪
            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
            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
            黄超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第六十七章 黄陵祭祖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写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
            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随
            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
            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已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
            时,天已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
            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
            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吃
            完饭回来,天已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
            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
            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
            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
            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喝白开水对付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
            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
            身边,要是出了事,回去咋向领导交待?”



            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
            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
            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
            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第六十八章 三条路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
            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
            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
            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
            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
            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猩
            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
            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
            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
            级将领下榻的地方。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
            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
            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
            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现在我给
            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
            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
            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
            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
            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
            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
            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六十九章 张主席走了……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
            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
            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
            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
            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
            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
            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
            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
            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
            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
            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
            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轿车没停,开出去了。那人说:
            “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
            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已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
            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
            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
            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
            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
            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
            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
            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




            第七十章 干部补贴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
            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
            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
            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
            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
            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
            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
            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
            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
            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
            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
            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
            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
            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
            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
            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
            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
            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
            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
            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
            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
            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
            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
            《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
            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
            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
            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
            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
            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
            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
            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
            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
            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
            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
            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
            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
            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
            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
            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
            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
            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
            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
            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
            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
            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
            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
            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
            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
            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
            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
            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
            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
            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
            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
            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
            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
            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
            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
            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
            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
            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
            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
            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
            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
            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
            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
            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
            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
            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
            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
            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
            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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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有好东东了,多谢
              • 难得的奇闻奇事。而且对照我所知道的细节,可信度在95%以上。一口气看完,总算弄清了对中国革命史的一些不能理解之处,原来缺得一些东西是这样的。
                • 没觉得有任何奇闻奇事,都是党史上“史有明文”的事情,唯有两点,一,他作为张的警卫员,却信誓旦旦说有那封电报,是极为可笑的事,二,通篇行文不像该老头口述,倒是象罗XX自己大笔乱挥,这是极不严肃的写作态度,难怪此人只能写野史
                  • 关于那封电报,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陈昌浩满腹委屈的对家人讲“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电报”。可是毛泽东和叶剑英都坚持说有。徐向前的回忆录内似乎也没有提到。到底有没有???
                    • 只有叶剑英和吕黎平坚持说有,其余的一概说没有,毛泽东历来是不表态的。
                      • 哈哈,或许对通晓历史的人来说,
                        这些算不上什么。但对于我这样学理工,从初中到大学往后只看过历史课本的人来说,确实补了一课,了解了不少东西。至于真实性吗,我能信谁?我只能对照其中恰好我所熟知的细节来验证,比如小到村一级的地名(毫无知名度)等等。居然95%都不错。难得难得,野史如此,也就不错了,否则那些写正史的人怎么混呀,那些东东的真实性又有多少
                      • ZT 长征中 “密电事件” 的几种说法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电报给在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和徐向前。该电报导致陈、徐率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在陈昌浩和徐向前南下之前,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突然北上,未通知陈昌浩和徐向前。右路军因此一分为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电报在到达陈昌浩之手前,曾被叶剑英发现“语气很强硬”,因而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则由该电报判断,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于中央,于是立即带领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部队脱离危险。以后,毛泽东于1937年3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至于“以武力解决” 的说法,不知最早起源于何处。
                        根据徐向前引用的张国焘电报全文,其中只有“南下”,而没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武力解决”等字句。
                        根据叶剑英的说法,他自己看过电报。他只说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没有说电报的内容。而且电报是交还给了陈昌浩的。这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叶剑英,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都在9月9日看到了张国焘给陈、徐的这份电报。同时也排除了9月9日另有一份电报,叶、毛看到了,而徐没有看到的可能。
                        以后,徐向前明确表示没有看到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而后,有人就电报内容向叶剑英求证,叶剑英一直没有作答。
                        这就是长征中 “密电事件”,以下是各方对电报内容的说法:

                        1)当事人徐向前的说法: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1987) 中,具体引用了张国焘电报全文:
                        (1935年9月) 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徐向前然后写道:“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

                        2)当事人叶剑英的说法:

                        叶剑英在>(1982年)写道:
                        (1935年9月)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这里:第一,没有提密电的内容,只是说“语气很强硬”。第二,证实陈昌浩收到了电报。

                        3)其他一些人的说法:

                        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网站“叶剑英纪念馆”中“大事年表”引用电报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外,还列出了其他一些人对电报的内容不同说法:

                        3.1)唐维信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
                        9月9日张国焘在复电党中央之后,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里和“大事年表”一样,内容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3.2)闫保星 《叶剑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两次历史性转折 》
                        据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付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说,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报主要内容是:目前北上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望劝毛、周、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迅速而巧妙地报告了毛泽东。

                        这里的措词有“以武力解决”的字句,其根据是吕黎平的回忆。

                        3.3)吕黎平 《非凡胆略功勋著》
                        9月3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发电,不仅拒绝向班佑北进,而且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的南下主张。9月5日,又电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此后,张国焘不仅继续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拒绝北上,而且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段历史情况,我已写了《严峻的时刻》一文,发表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上,这里不再细述。

                        这里没有提到电报,只提到过去写过的《严峻的时刻》一文。但是,该网站没有收录该文。

                        4)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的说法:
                        廖盖隆等人于1982年8月14日访问徐向前,廖盖隆在1993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登出《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一文。该文指出: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复了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1982年8月14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徐向前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
                        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是否收到叶的回信,廖没有说。

                        5)对此,《叶剑英传》的主编范硕的说法是:
                        “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范硕: 《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载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第2期, 2002年)。

                        以上4), 5) 两项转引自单世联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6)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说法: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中写道: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注:李安葆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记号!
    • 张国焘是多伦多大陆移民的老前辈了. 不知道王明的下场怎样?
      • 王明同志在苏联寿终正寝。
      • 张国焘是父母团聚死在老人院的典型
        • 哈哈。好!!!!!